者：乌兰巴干/贺瑞  主题类号：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 文献号 】1-1566 
【原文出处】《前沿》 
【原刊地名】呼和浩特 
【原刊期号】200012 
【原刊页号】2～9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103 
【 标 题 】列宁和邓小平民族利益思想研究 
【 作 者 】乌兰巴干/贺瑞 
【作者简介】乌兰巴干，现任内蒙古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兼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员，内蒙古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理事，内蒙古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副会长。贺瑞，现任内蒙古师范大学政经系副教授，政法教研室副主任。 
【内容提要】民族利益是民族关系的核心，各民族关注的中心，能否正确处理民族利益问题，不仅关系着民族关系能否健康发展，各民族能否团结、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列宁和邓小平都要求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民族利益问题，辩证地处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在开放的环境中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利益问题。 
【关 键 词】列宁/邓小平/民族利益/民族关系 
【 正 文 】 
列宁和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民族利益问题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学习和研究他们的思想，对处理好我国民族利益问题，正确解决民族关系问题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不能正确对待民族利益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苏联解体以来，人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很多人认为苏联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带来的民族之间严重的现实利益冲突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种利益上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过度强调联邦国家的整体利益，忽视了各少数民族的地区利益，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既不平衡也不合理，一些民族地区成了单纯的原料产地，另一些民族地区成了专项产品的生产基地。这种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起了许多民族严重不满，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对计划体制下土库曼斯坦的处境作过形象的描述，他写道，“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为了解决中央的问题，发生过蓄意损害民族利益的情况，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一个问题。我们开采石油，天然气，但共和国谁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些产品按什么价格销往何处。棉花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按某个地址发货的指示，甚至没有任何权利就此项目提出问题。这些实际上决定着土库曼斯坦经济的部门要直接服从中央，对出口本国原料所取得的利润和分配，共和国不能进行任何参与，但涉及到税收，却对我们有严格的要求。这是赤裸裸的歧视”。（尼亚佐夫：《永久中立，世代安宁》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54页）这种管理体制使各民族共和国丧失了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苏联封闭的经济管理体制难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经济发展跟不上西方经济的发展步伐，人民的生活得不到较大的改善，这使许多民族共和国产生了想摆脱现有体制，寻找新的出路的想法，经济基础较好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民族共和国首先将想法付诸实施，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二是许多俄罗斯族人对列宁以来俄国一直推行的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政策也不满意，他们认为俄罗斯在苏联时期实际充当了“大奶牛”的角色，其他少数民族“靠吮吸奶汁养肥了自己”，而俄罗斯民族却深受其害，不能利用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原有的经济、科技优势使本民族发展起来。这些人认为其他民族是制约俄罗斯民族发展的沉重包袱，主张甩掉其他落后的民族，振兴大俄罗斯族，这种主张得到了叶利钦的支持，叶利钦1996年6月批准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的构想》中提出，“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国家体制的支柱，它的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整个国家族际关系状况。俄罗斯民族的需求和利益应当在俄罗斯联邦发展纲要和地区发展纲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实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应当得到考虑”。在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都对苏联民族政策不满的前提下，八十年代苏联政府倡导“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政治改革背景中，各民族的不满情绪像宣泄的闸门被打开一样，一发而不可收，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利用不同的宗教信仰加速了民族矛盾的激化，民族分离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导致了苏联的彻底解体。苏联的解体说明，民族利益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它不仅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影响着人们的民族感情，影响着党群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苏联的成立和解体是20世纪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不论是苏联的成立还是解体都与民族利益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沙皇俄国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沙俄是“各民族的监狱”，从彼得堡打响十月革命的炮声时，许多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效仿，短时间内使庞大的沙俄帝国趋于瓦解；也正是由于十月革命后，列宁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切实保护了少数民族的利益，才使苏联得以建立，正如列宁在1922年10月27日接见英国记者M·法尔布曼时所说，“五年来我们在一个举世罕见的多民族国家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使我们完全相信，在这类场合，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创造条件来排除由此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我们的经验使我们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谋的担心，才能建立语言不同的人们、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无论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关系，或者现代文明中一切珍贵事物的比较顺利的发展，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3卷第239-240页）也正是由于未能切实保护好各民族的利益，使强大的苏联在倾刻之间趋于瓦解。邓小平在总结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南北差距拉大的实际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版第364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作出了开发大西北的伟大决策。